22/4/2013

最好的時刻。最壞的時刻

有一種造成貧窮的原因是可恥,因為是透過剝削和壓榨,令人賺不到應得的酬勞,那叫做「外判」。


(下文部份節錄自<一個外判下的步兵-忠哥>

突破書誌Breakazine其中有一期訪問一位外判清潔工,他叫忠哥。在90年代,他在汽車零件廠任職送貨司機,曾經月入過萬,後來公司北移,中年失業的他唯有轉行做清潔工,每天工作10多小時,每月只賺得5,000元。

忠哥沒埋怨:「無辦法的,大勢所趨,97 後許多工作已經判上判了。」
政府為節省開支,90年代開始把工作外判,還以價低者得的方法競投。

大判投到工作後,以一個更低的價錢判給二判,如此類推。假如「有肉食」的話,可以去到四判,而四判還有「步兵」,就是落手落腳工作的前線人員,卻被剝削得最利害的一群。

食環署的外判價是每人11,000 元,未實行最低工資之前,負責清潔的「步兵」收的是5,200 元,外判公司從中吞了接近一半的差價,向「步兵」提供物料、員工制服、行政管理費等。當判上判,利潤減少時,有些公司會再從5,200元收中,收取幾百元的差價,有些甚至就連材料費也不提供。

忠哥:「許多清潔工都是自己搵垃圾袋,甚至連車仔都要自己預備。他們用的垃圾膠袋,用了不下10 多次,有些膠袋還是其他百貨公司的購物袋。」

在商言商,賺錢是無可厚非的,但負責照顧社會大眾的政府都把工作外判,允許人吃人制度存在,是不是說不過去呢?



謝安琪的新歌歌名<最好的時刻>,來自英國作家狄更斯一本講法國大革命的小說《雙城記》的第一句:it was the best of time;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。無錯,現在的香港同火紅革命年代的法國差不多,同樣問題天天都多。當愈來愈多人站出來指正制度上的錯,爭取應得的權益時,唔會和諧得去邊,但因為逐漸有人覺醒,慢慢集合到群眾的力量,去改變原本就有問題的制度。這不失為一件美事。

看到社會的荒謬和不公義,可以去遊行、靜坐、喊口號,但更重要的是,如何去實踐和改變生活,以行動活出信念。

於是,突破機構在今年啟動了一個網上平台《Little Post》,邀請各界人士回答:「醒覺之後,你要怎樣生活?」

例如:有人見到食物浪費情況嚴重,就去垃圾房、果欄拾「廚餘」,後來發展到婚宴、壽宴、謝師宴收集打包好的剩食,再分給有需要的人士。繼而到中小學舉辦工作坊,把從油麻地果欄和婚宴收回來的剩果,讓參與者能參與製作果醬,在過程中反思,其實只要肯動腦筋,就可拯救剩下來的生果,甚至可以增長它的壽命。

每次回收食物,不可能拯救全世界被丟棄的食物,但每一步微小而實在的改變,都十分關鍵。一小步、一小步的改變,終會累積成改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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