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好的時刻。最壞的時刻

有一種造成貧窮的原因是可恥，因為是透過剝削和壓榨，令人賺不到應得的酬勞，那叫做「外判」。

（下文部份節錄自<一個外判下的步兵－忠哥>）

突破書誌Breakazine其中有一期訪問一位外判清潔工，他叫忠哥。在90年代，他在汽車零件廠任職送貨司機，曾經月入過萬，後來公司北移，中年失業的他唯有轉行做清潔工，每天工作10多小時，每月只賺得5,000元。

忠哥沒埋怨：「無辦法的，大勢所趨，97 後許多工作已經判上判了。」
政府為節省開支，90年代開始把工作外判，還以價低者得的方法競投。

大判投到工作後，以一個更低的價錢判給二判，如此類推。假如「有肉食」的話，可以去到四判，而四判還有「步兵」，就是落手落腳工作的前線人員，卻被剝削得最利害的一群。

食環署的外判價是每人11,000 元，未實行最低工資之前，負責清潔的「步兵」收的是5,200 元，外判公司從中吞了接近一半的差價，向「步兵」提供物料、員工制服、行政管理費等。當判上判，利潤減少時，有些公司會再從5,200元收中，收取幾百元的差價，有些甚至就連材料費也不提供。

忠哥：「許多清潔工都是自己搵垃圾袋，甚至連車仔都要自己預備。他們用的垃圾膠袋，用了不下10 多次，有些膠袋還是其他百貨公司的購物袋。」

在商言商，賺錢是無可厚非的，但負責照顧社會大眾的政府都把工作外判，允許人吃人制度存在，是不是說不過去呢？



謝安琪的新歌歌名<最好的時刻>，來自英國作家狄更斯一本講法國大革命的小說《雙城記》的第一句：it was the best of time;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。無錯，現在的香港同火紅革命年代的法國差不多，同樣問題天天都多。當愈來愈多人站出來指正制度上的錯，爭取應得的權益時，唔會和諧得去邊，但因為逐漸有人覺醒，慢慢集合到群眾的力量，去改變原本就有問題的制度。這不失為一件美事。

看到社會的荒謬和不公義，可以去遊行、靜坐、喊口號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如何去實踐和改變生活，以行動活出信念。

於是，突破機構在今年啟動了一個網上平台《Little Post》，邀請各界人士回答：「醒覺之後，你要怎樣生活？」

例如：有人見到食物浪費情況嚴重，就去垃圾房、果欄拾「廚餘」，後來發展到婚宴、壽宴、謝師宴收集打包好的剩食，再分給有需要的人士。繼而到中小學舉辦工作坊，把從油麻地果欄和婚宴收回來的剩果，讓參與者能參與製作果醬，在過程中反思，其實只要肯動腦筋，就可拯救剩下來的生果，甚至可以增長它的壽命。

每次回收食物，不可能拯救全世界被丟棄的食物，但每一步微小而實在的改變，都十分關鍵。一小步、一小步的改變，終會累積成改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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